当前许多企业反映，从欧美成熟市场转向新兴市场，文化融入难、产品适配低、市场环境不适应等诸多难题让前期市场渗透举步维艰。比如，原先出口欧美的标准化产品，到了中亚、非洲等地，往往需要重新设计风格、尺寸乃至包装，而且当地客户对价格极度敏感，产品质量要求低，品牌认知度低，低价竞争屡见不鲜。再有，对新兴市场合作伙伴的背景审核也缺乏可靠渠道，尤其是中间商资质真伪难辨。

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构建精准、专业、可持续的海外服务网络。由行业协会、先行企业等牵头，组织一批新兴市场专题商贸团，针对重点行业、重点区域、重点国别开展深度调研，编制专门新兴市场经贸活动计划。用好行业商协会、龙头企业、境外园区开发运营商、专业化咨询机构等资源，深化政企金介合作，搭建专业化海外服务服务平台，提供从市场准入、产品适配到商务对接的一站式支持。同时，用好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借鉴类似义乌小商品“品牌出海”、金华脉链助力五金等行业“平台化出海”以及海外园区等模式，中小企业抱团降低前期试错成本，实现资源共享。

融资难、融资贵仍是企业开拓新兴市场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一些企业手握大额订单，却因出口信贷担保抵押要求严苛，银行拒绝放贷，导致生产受阻；且出口保险费率居高不下，应收账款保理等金融创新服务在新兴市场几乎空白，即使有，费用和门槛也极高。展会方面，“一带一路”新兴国家的展会“小而散”，展位费虽有政策补贴，但人员路费、住宿等大头支出需企业自担。海外仓建设更是“吞金兽”，新兴市场建设海外仓的投资回报期长达15年以上，有企业反映，西班牙某海外仓押金近千万元，且新兴市场海外仓在数字化等硬件设施和服务规模上难以达到目前省级公共海外仓的申报评价要求，难以享受政策红利。

降低开拓成本需“财政+金融”双管齐下。一方面，要加大对新兴市场参展、海外仓等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力度。结合实际，提高新兴市场参展补贴比例和覆盖范围，实施差异化的海外仓扶持政策。另一方面，注重政企金合作，以财政资金牵引金融服务，降低融资成本，通过贷款贴息、风险补偿等方式，支持面向非洲、中东、中亚、拉丁美洲等重点新兴市场的外贸企业和优质项目，鼓励金融机构创新订单仓单融资、应收账款保理等供应链产品。

新兴市场国家外汇管制严格、汇率避险工具匮乏、商业信用体系薄弱，使得收款成为“高危环节”。不少企业反映，新兴市场客户普遍依赖赊销等高风险付款方式，且当地采购商信用参差不齐，拖欠货款、恶意压价甚至货物到港后以莫须有理由要求打折的情况时有发生。甚至有企业因非洲客户缺少外汇而导致货款长期无法到账，引发资金链承压，生产经营被迫中断。而小币种汇率避险工具几乎为零，企业只能被动承受汇兑损失。

打通收汇收款堵点，必须进一步推进支付工具创新和金融基础设施联通。推广“跨境人民币结算中心”模式，有条件的金融机构搭建与境外金融机构的协同联动机制，设置清算、结算平台，提供融资、汇率避险等配套服务，推动企业收款结算渠道多样化便利化。再者，抢抓数字人民币跨境试点机遇，依托自贸区、义乌国贸综改等平台，积极参与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率先探索数字人民币在跨境结算、市场采购等场景的应用。推动和支持第三方跨境支付平台争取所在国牌照，并与当地银行、支付机构等建立合作渠道，争取更多的外汇跨境结算份额，开发小币种简易汇率避险产品，同时建立外贸欺诈联防机制，共享黑名单数据库，降低坏账风险。

企业在新兴市场要扎下根，必须过“人”和“法”两关。小语种人才严重匮乏，既具备小语种母语级沟通能力，又熟悉跨境电商运营和本地营销策略的复合型人才“一将难求”。外籍留学生虽具备语言和文化优势，但受限于学历、年薪等严苛落户门槛，难以留下；国内高校培养的小语种人才又缺乏实战技能，且企业管理层外派积极性不高，本地用工管理难度大。法律方面，商标抢注、执法标准不透明等问题频发，一些企业面对无理罚款只能选择妥协，权益难以维护。

破解本地化运营难堵点，需在人才政策和法律服务上精准发力。校企共建“小语种+跨境电商+直播”定向班，面向小语种专业留学生开设实操课程，留学生可直接申请“实习就业一体化”签证，实现学用无缝衔接。优化国企外派人员待遇，如税收优惠、家属随迁等，鼓励雇佣当地华人和留学生。依托海外华侨、商会等资源，收集当地法律政策信息，建立本地法律中介服务合作网络，探索设立海外法律服务站点，帮助维护企业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