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运作，无疑将部分改变当前某些交通事故处理“私力救济不足，公力救济不畅”的局面，彰显政府的公共职责，对于社会而言，这一设置将起到社会安全阀的作用。

        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流行于法治社会的这句古老法律谚语告诉我们：无论法律对公民权利、公民自由规定得如何完备，如果这些权利和自由被私权力或公权力侵犯后，公民无法获得有效的救济，那么，这些法律上的权利和自由都不过是一纸空文。就交通事故而言，某公民受到伤害，但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得到及时赔偿，那么，受到损害的生命权、健康权和财产权甚至可能导致一个家庭的灾难。

        在政治学意义上，公权力对某些公民被侵害的权利进行救济，还隐含着某种特殊的含义，即公民之所以无法得到加害者赔偿式的法律救济，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公权力失职或者未能尽职的结果，因此，公权力的救济其实也是对公权力失职或未能尽职的某种弥补。比如，《细则》规定，“肇事机动车未参加交强险的以及机动车肇事后逃逸的”，都由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先行垫付。而无论肇事机动车未参加交强险，还是机动车肇事后逃逸，在最严格的意义上，都是相关部门失职或未能尽职所致。交强险是所有车辆都必须参加的保险，而有关部门恰恰未及时发现和查处肇事机动车未参加交强险的行为，导致受害公民无法得到保险赔偿；至于机动车肇事后逃逸，尽管原因种种，但是也说明有关部门未能完全履行保护公民权利的责任。

        对于大多数公民而言，交通事故中的公权力救济显然还是一个陌生的事物，因为在既往岁月中，类似事故的苦难基本上由公民个人承担。如今，社会的进步向我们打开公权力救济的闸门。而且，从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来源看，其中一部分来源于对未按规定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的罚款，另一部分来源于扣除相关费用后的机动车号牌拍卖资金。这两部分资金使用路径公共性的清晰提高，将部分消除我们对罚款和机动车号牌拍卖资金使用上的疑虑。 （评论员 高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