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城胜和社区有一条火树银花不夜天的路，叫做银丰路。而银丰路的尽头，有一处东莞市文物保护单位，叫做度香亭公园。俗语说大隐隐于市，这座风格古雅的公园就像闹市里的一位高人隐士，平静地看这里繁华和喧嚣，任凭岁月流逝，依然不改其沧桑和恬美的本色。

度香亭曾经的主人，便是民国著名学者、藏书家张伯桢。张伯桢，字子干，号沧海，所以人称“张沧海”。度香亭一带是东莞张氏家族的聚居地，当年莞邑文人墨客雅集的地方，也是我们了解清末民初岭南文化的窗口。少年风发的张伯桢就是从这个地方走出来，一直走到冠盖如云的京华大地,在时序鼎革、风云变幻之际，留下自己精彩的人生足迹!

世界上，有红花，又有绿叶。大多数人都想当红花，而不想当绿叶。而总有一些人，他们为了衬托红花的娇艳，而默默地选择充当毫不起眼的绿叶。张伯桢就是一位甘愿充当绿叶的人。

张伯桢19岁的时候，便成为了康有为“万木草堂”的弟子。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深深地震撼了张伯桢这位爱国青年，他相信老师的思想可以救中国。为此，他积极拥戴以康有为为首的变法救国运动，并花了巨大的力气整理、刻印和经销康有为的著作数百种。特别是，他出资为康有为刊印的《万木草堂丛书》，这书极具史料价值，收有《孔子改制考》、《伪经考》等近10种著作，包含了康有为一生的重要思想学说。此外，他还整理了康有为的藏书，编次为《万木草堂丛书目录》，收有康有为经、史、子、集四部计137种。可以说，如果没有张伯桢，康有为一生著述的未必能够得到完整的传播。张伯桢也是一位笔耕不辍、勤于著述的人，他编修的《沧海丛书》五辑共17册,也颇具学术水平。可是为了传播老师的著作和思想,张伯桢甘当绿叶，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放在老师著作的整理上。

张伯桢是最早留学日本的一批学生，而且两度留学日本，成绩十分优异，他希望通过接受先进教育使祖国走上富国强兵的路。在日本留学期间，正值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早期革命志士在海外进行革命活动，张伯桢广泛支持和接触革命党人。为了宣扬他们的革命精神，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支持革命党人的理想和抱负，张伯桢自甘绿叶，他以饱满热情的笔端撰写了大量同盟会、兴中会等具有很高史学价值的革命资料。此外，还为章太炎、陶成章、林圭等革命党人撰写传记，成为研究民国前期革命的珍贵的稀有资料。

对待他的好友，张伯桢也愿意充当绿叶。1919年,张伯桢在北京的私家园林“张园”建成，园内三面环水，亭台楼阁，颇具泉石之胜，出入张家的社会名流络绎不绝。名士之中，著名画家齐白石与张伯桢一见如故，他非常喜欢张园的居住环境。于是，大方的张伯桢便邀请齐白石在张园居住。齐白石一住就差不多十年，张园的幽雅清静给了齐白石无尽的创作灵感和动力，他在张园期间留下了不少传世佳作，并题为“借山居”。

张伯桢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他不遗余力地表彰抗清民族英雄袁崇焕。为了表彰袁崇焕，张伯桢大力发挥绿叶精神。旅居北京多年，他目睹过北京城外古老战场的残酷与悲壮，追忆当年袁督师保卫北京的英雄事迹禁不住热泪盈眶。同时，他也为这位尽忠报国、却惨遭冤杀的东莞同乡愤愤不平。为此，他致力建造袁督师庙、重修袁督师墓、修复袁督师故居，并广泛搜罗督师遗著、遗物，考证督师史实、遗事，大力弘扬这位东莞老乡的英雄气概和爱国精神。他甚至冒着得罪礼制的危险，写了一篇《袁崇焕应配祀关岳议》，痛驳政事堂礼制馆黜袁的错误。当时有人劝阻他说:“得罪礼制馆，于君之前途不利。” 张先生慨言说：“区区一官何足道!我正愿因此事而免我官职，得与袁督师并传千古。我的头可杀，功名可革，而此意见书万不能不发！” 于是在一日之内，分寄各省将军、巡按使及京师各部院。他在议案中大力表彰乡贤袁崇焕的英雄事迹，认为袁崇焕可与关云长、岳飞媲美，应设立专门祭祀他的庙堂。在他的努力下，各省将军、巡按使及北京各部院也先后联名呈请政府，批准袁崇焕配祀关岳。也许，没有张伯桢，袁崇焕这一代忠臣名将的英雄事迹就不能如此完整地保存下来，受到后人的景仰与缅怀。

如今的度乡亭，静静地矗立在角落里，就像它的主人一样甘当绿叶，以它深厚的历史底蕴，衬托东莞这座城市的繁华。绿叶平凡，可是绿叶的精神却伟大。张伯桢，为了传播康有为老师的先进思想，他甘当绿叶；为了大力弘扬东莞同乡袁崇焕的英雄事迹，他还是甘当绿叶。

他的一生，曾经与历史的潮头息息相关，也曾走在时代的前头，但他不曾争当历史舞台的主角。他经历过失败，遭受过挫折，然而他不计得失，看淡浮名，从没放弃过对实现理想和抱负的追求，为人作嫁又何妨?自甘孺牛是张郎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