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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贵在自信与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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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贵在自信与自主建筑贵在自信与自主当前,国人(当然包括建筑界)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何以在西方建筑师大举进入中国之后,中国的建筑师竟然一败再败,“溃不成军”?于是在媒体上,叹息者有之,嘲笑者有之,愤慨者有之,抗议者有之。建筑师自己也出来讲话,大体是:一承认有差距(视野狭窄、构思贫乏、心态浮躁、满足搬抄等等),二责怪当事者(业主、开发商、政府主管等)“崇洋迷外”、“追求新奇”、“广告效应”、“厚彼薄己”等等。以上说法,都有一些道理,但是笔者认为没有说到要害。 要害是,相当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已习惯于那种追求数量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因而对建筑师也抱了一种轻鄙的态度,建筑师本人也依从于此种模式,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市场经济一来,人们急于在那些粗放模式上涂脂抹粉,以“洋”求胜。西方一些建筑师也看到这点,投其所好,于是“一拍即合”。否则何以来得这么多,精品却这么少呢?

    也有的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是对我们长期自我封锁的必然惩罚,并认为当今形势是在全球化语境中东西方文化交融过程的一个难以避免的阶段。笔者想就此发表一些议论,特别是在读焦毅强兄的新作《中国建筑的双重体系》之后。

    东方不仅是中国,至少还有日本和印度。在西方人眼中,远东之外,还有中东、近东,都属于东方。要说东西方交融,那么日本和印度比我们走在前面,我们何不审视一下他们如何“交融”,再来看看我们自己?

    日本在1853年美国炮舰登陆强制其开放的刺激下,于1868年开始了明治维新,在“富国强兵”的口号下,发展产业、引进西方文化、改革军制。在建筑学方面,第一批进入的外国建筑师有英国的约西亚·康德尔等,对日本的建筑教育和建筑设计都起过重要的影响。其后在美国的赖特与安托宁·雷蒙德等的作品影响下,以及留学包豪斯等国外学校的日本建筑师的推动下,引进了早期的西方现代主义。这一切终于导致以丹下健三为代表的日本自己的现代建筑大师涌现,这已经是明治维新后70——80年的事了。

    表面上看,日本的“维新”是“全盘西化”的,乃至今日有许多人把日本列为“西方国家”。但实际上,日本在接受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就从来没有放松过对国民进行“大和魂”的教育。虽然这种教育曾经导向军国主义,但是它培育了一种自强精神。事实上,正是这种自强精神,使日本在战败后迅速崛起,和它的企业走向世界一样,它的建筑师也没有把自己关在国门之内,而是以世界视野发展自己的创作意识。迄今,已有三名日本建筑师(丹下健三、桢文彦和安藤忠雄)获得世界上享有最高荣誉的建筑师奖——普列茨克奖。

    和日本主动吸收西方文化不同,印度是被迫接受的。英国殖民主义者从1600年成立东印度公司以后,不断侵略印度,导致1858年成立英属印度帝国,直接统治印度。同时,英国也不断进行文化侵略。建筑方面,最典型的殖民主义建筑是在首都新德里建造的秘书处(1913——1928,建筑师:H.贝克)和总督大厦(1912——1931,建筑师:E.勒琴斯)。

    印度在1947年独立,1951年,尼赫鲁邀请现代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来印度设计旁遮普邦新首府昌迪加尔,以期树立印度在独立后走向现代化的形象。柯布西耶在印度设计了好几个工程,但是现代主义在印度的扎根,却主要依靠印度自己的一批建筑师,如多西(柯布西耶的学生)、柯里亚、利瓦尔等的努力,他们使现代建筑在印度本土化。柯里亚荣获国际建筑师协会的金奖。 可以说,日本建筑师是外向型的,以一种民族精神拥抱世界;而印度建筑师则更多地属于内向型,以同样的民族精神引进世界。他们的经验都值得我们吸取。

    中国从蒙受鸦片战争炮火后的大部分时间,对西方文化始终是半推半就的态度,并且以“推”为主,“就”是被动的,因而对西方文化长期来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对自己的文化传统也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视若敝履,从而使自己沦于一个理论上虚无的状态,怎么不会溃败? 其实,中国的建筑师和开发商中很有一些佼佼者。在“万国博物馆”的上海,出现了综合东西文化的里弄建筑。在洋风劲吹的外滩,出现了陆谦受的中国银行。上世纪二十年代留下的建筑,还有吕彦直的中山陵和中山纪念堂。

    我记得在解放初期,曾经接触过苏联来的专家,他们对中国建筑师是看不上眼的。141个工业项目,工厂建筑不用说,连两三层的厂前区行政楼也得他们设计,中国建筑师只能做做生活区的住宅设计。然而,在建国十周年建造的北京十大建筑,却都出自中国建筑师之手,各有特色,群相争妍,到今天仍然是北京的重要景观。 我的理解:其所以能如此,关键是要有自信的精神和自主的品格。我们要向日本和印度建筑师学习的,最主要也是这两项。

    我赞赏焦毅强的新作,也在于此。焦兄非常好学,又勤于实践。他通过学习中外的哲学、美学、建筑文献,形成了自己的建筑观和创作理论,并付之实践,再通过实践丰富自己的理论。人们不一定赞同他所有的观点,也不一定认同他所有的作品,然而,我们仍然应当肯定他的这种自信和自主,并希望能见到有更多的这样的努力。中国现代建筑的希望,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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